并且近年来，由银行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同业代付、银行表外理财和表内投资等业务构成的影子银行在国内迅速发展。根据穆迪评级公司统计，截至2015年底，中国影子银行规模已经达到53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30%，其当年的影子银行规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80%。也有学者对影子银行提供的融资规模进行了测算，李文喆(2019)经过研究测算发现在2010-2016年的7年间，影子银行融资增量仅在2011年低于5万亿元，并在2015年达到最高峰的7.5万亿元。并且在随后影子银行的融资在若干月份甚至超过了新增人民币贷款，一度取代了贷款成为金融活动的主要形式。因此这些影子银行融资对表内人民币贷款形成了明显的替代效应。实际上随着影子银行规模不断壮大，其所蕴含的风险已经被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国外研究者从美国等发达国家本土金融市场的影子银行出发进行大量细致研究，发现影子银行特别善于利用资产证券化和结构化等创新性金融工具(Richard,2009),这种创新性工具往往有期限错配和高杠杆等特征(Reinhart et al.,2008)。影子银行的这种特性会延长金融工具交易链条和融资链条，将风险从自身传染到传统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领域，而其中任何一环的断裂都会导致整个金融体系乃至实体经济出现动荡，出现影子银行体系“挤兑”的现象：并且影子银行信用创造能力会削弱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加剧金融市场波动，从而对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产生一定威胁(H$uand Moroz,2010)。而国内的研究学者立足于国内影子银行体系实际情况，在比较了国内外影子银行机制体制差异的基础上，研究影子银行对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影响。其一，李波和伍戈(2011)、裘翔和周强龙(2014)、王振和曾辉(2014)等学者们从信用、逆周期性等中国影子银行实际特征角度出发，发现影子银行信贷融资体系削弱了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进而对传统货币政策形成较大压力：其二，何德旭和郑联盛(2009)、刘超和马玉洁(2014)等学者指出影响金融体系稳定性重要的因素是影子银行的高杠杆和期限错配等特征，毛泽盛和万亚兰(2012)通过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影子银行规模与金融稳定之间存在阈值效应，影子银行规模低于其阈值时，影子银行的发展会给金融稳定带来正向作用，一旦影子银行规模超过其阈值时，影子银行进一步的扩张会给金融稳定带来消极作用。因此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影子银行的规模随着信贷激增不断扩大(林琳和曹勇等，2016)。影子银行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但也因为监管层出现监管不足导致的各市场频繁套利现象层出不穷，进而引起社会融资成本上升，对金融体系服务于实体经济产生负面效应，甚至使得经济出现“脱实向虚”的趋势。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201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中表示，“金融要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金融应该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针对影子银行问题，2018年4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式发布《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资管新规》)。资管新规在认定合格投资者、打破刚性兑付、去除资金池运作、解决多层嵌套、抑制通道业务等方面制定了明确要求，提高了影子银行活动的参与门槛，降低了影子银行业务的预期收益，从而降低了企业参与影子银行活动的动机和能力。并且新规的确立也统一了监管标准，从而消除了监管套利的空间，从源头上抑制了影子银行无序扩张的势头。《资管新规》是目前强监管背景下最重量级也是最权威的金融监管政策，金融市场开始步入全方位规范化监管的新时代。其实早在2017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就联合各部委发布《资管新规》的征求意见稿（简称“征求意见稿”），此征求意见稿为接下来规范影子银行发展奠定了基础框架。为了保证政策平稳实施和过渡，各大金融机构已经陆续按照监管机构的要求对资产负债表外的业务进行回表调整，表现为新增影子银行融资规模大幅度缩减，短期人民币贷款占比数据有所上升，但是银行贷款意愿依然不强，社会融资增速规模阶段性放缓。优序融资理论指出，企业依据融资成本的高低顺序选择融资决策，即企业在为项目筹集资金时，优先选择企业内部融资，其次才考虑外部融资：如果需要进行外部融资，企业会首选高等级债务工具，然后才选择低等级债务工具，如可转换债券和可转换优先股，最后才会选择普通股。而我国融资体系主要依靠商业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间接融资，而这些金融机构有严格的信贷审批规则和流程，当中小企业无法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信贷资源时，影子银行就成为企业的重要融资渠道（王永钦和刘紫寒等，2015）。但《资管新规》的推出，中小企业原有的影子银行融资途径所受影响较大，甚至有些难以为继，导致我国社会融资体系受较大影响，企业融资困境凸显。在此背景下，本文以《资管新规》的推出为准自然实验情景，考察新规推出后影子银行规模的变化对企业投资行为带来的影响。此问题的研究为《资管新规》这种较新的政策提供了效应验证，而且也为影子银行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提供了微观证据。并且近年来，由银行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同业代付、银行表外理财和表内投资等业务构成的影子银行在国内迅速发展。根据穆迪评级公司统计，截至2015年底，中国影子银行规模已经达到53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30%，其当年的影子银行规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80%。也有学者对影子银行提供的融资规模进行了测算，李文喆(2019)经过研究测算发现在2010-2016年的7年间，影子银行融资增量仅在2011年低于5万亿元，并在2015年达到最高峰的7.5万亿元。并且在随后影子银行的融资在若干月份甚至超过了新增人民币贷款，一度取代了贷款成为金融活动的主要形式。因此这些影子银行融资对表内人民币贷款形成了明显的替代效应。实际上随着影子银行规模不断壮大，其所蕴含的风险已经被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国外研究者从美国等发达国家本土金融市场的影子银行出发进行大量细致研究，发现影子银行特别普于利用资产证券化和结构化等创新性金融工具(Richard,2009),这种创新性工具往往有期限错配和高杠杆等特征(Reinhart et al..,2008)。影子银行的这种特性会延长金融工具交易链条和融资链条，将风险从自身传染到传统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领域，而其中任何一环的断裂都会导致整个金融体系乃至实体经济出现动荡，出现影子银行体系“挤兑”的现象：并且影子银行信用创造能力会削弱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加剧金融市场波动，从而对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产生一定威胁(H$uand Moroz,2010)。而国内的研究学者立足于国内影子银行体系实际情况，在比较了国内外影子银行机制体制差异的基础上，研究影子银行对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影响。其一，李波和伍戈(2011)、裘翔和周强龙(2014)、王振和曾辉(2014)等学者们从信用、逆周期性等中国影子银行实际特征角度出发，发现影子银行信贷融资体系削弱了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进而对传统货币政策形成较大压力：其二，何德旭和郑联盛(2009)、刘超和马玉洁(2014)等学者指出影响金融体系稳定性重要的因素是影子银行的高杠杆和期限错配等特征，毛泽盛和万亚兰(2012)通过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影子银行规模与金融稳定之间存在阈值效应，影子银行规模低于其阈值时，影子银行的发展会给金融稳定带来正向作用，一旦影子银行规模超过其阈值时，影子银行进一步的扩张会给金融稳定带来消极作用。因此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影子银行的规模随着信贷激增不断扩广大(林琳和曹勇等，2016)。影子银行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但也因为监管层出现监管不足导致的各市场频繁套利现象层出不穷，进而引起社会融资成本上升，对金融体系服务于实体经济产生负面效应，甚至使得经济出现“脱实向虚”的趋势。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201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中表示，“金融要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金融应该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针对影子银行问题，2018年4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式发布《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资管新规》)。资管新规在认定合格投资者、打破刚性兑付、去除资金池运作、解决多层嵌套、抑制通道业务等方面制定了明确要求，提高了影子银行活动的参与门槛，降低了影子银行业务的预期收益，从而降低了企业参与影子银行活动的动机和能力。并且新规的确立也统一了监管标准，从而消除了监管套利的空间，从源头上抑制了影子银行无序扩张的势头。《资管新规》是目前强监管背景下最重量级也是最权威的金融监管政策，金融市场开始步入全方位规范化监管的新时代。其实早在2017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就联合各部委发布《资管新规》的征求意见稿（简称“征求意见稿”），此征求意见稿为接下来规范影子银行发展奠定了基础框架。为了保证政策平稳实施和过渡，各大金融机构已经陆续按照监管机构的要求对资产负债表外的业务进行回表调整，表现为新增影子银行融资规模大幅度缩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