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个人传播的个性化及其社会影响DV是自由的化身，它以“边缘”、“民间”的身份获得了进入主流媒体的权利，并以反抗霸权的姿态来分享话语权利。为了在现有的影像传播体制内与主流意识形态更加的协调，DV传播者应该尝试行为类型模式的调整，从主要是个体主观要求指向型行为转向理想行为，即个体主观要求与社会规矩及共有意义认同指向型的行为。当然，我们必须注意保护DV影像的独立性，防止其沦为媒体影像的附庸。在20世纪80年代，DV传播实际上已经在中国出现，只不过那时科技还不够成熟和完善，经济的发达程度也还不能使大众在解决温饱之后顾及更高层次的信息需求和精神享受，DV只是少数富人手中的玩物、专业人士的高档设备。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受众文化水平不断提高，“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DV迅速一种昂贵的电影电视从业人员专业器材，而迅速成为普通人有能力购买和使用的摄像工具。其个性化传播的特征顺应了人们在这越来越不属于自己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世界的需求而迅速兴起。出自[DV乌托邦”的幻灭”柏清罗锐]据有关方面的数据统计：2003年DV在我国的增长率是35%：2004年是50%:2005年是59%：2006年将达到65%以上。这就是今天的DV,这就是DV在中国传播的结果。DV传播的渠道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在电影、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体中传播，另一部分在校园、酒吧、小区等一些公共场所传播。如果分界的话，2000年以前主要在酒吧、小区和专业学校（中国传媒大学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传播。近几年DV则大步走向媒体。影视媒介是目前DV传播中最有效也是最权威的渠道，它将DV传播从人际传播推向了大众传播。每年都有大量的DV作品在各种各样的作品展示中从地下浮到地上，大量的业余DV爱好者也从未名变成有名。像最早开办DV影像栏目《家庭录像》的北京电视台，曾经月收DV作品上百部。后来凤凰卫视的《DV新世代》，上海电视台的《DV365》,江西电视台的《多彩DV》等等都曾创造过“收视率的奇迹”。更使人们欣慰的是，全国使用DV影像开办栏目的电视台已经达到了一百多家。像浙江电视台的《南京零距离》、安徽电视台的《第一时间》，都创造了“神化”般的收视率。今天，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情况下，网络也成了DV传播的一个主要渠道。2002年初，一个以写实主义的手法讲述清华校园夜谈生活的DV短剧，《清华夜话》就是通过网络，成为各校园bbs上的热门话题，并在社会上迅速传播。由于网络具有开放的信息平台，对信息的海量要求使其包容各种各样的信息资源，个人的影像作品当然也是其的需要。甚至有一些民间影像发烧友在网络上自建站点，构筑个人的“影像家园”，这种被尼葛洛庞帝称为“没有执照的电视台”的个人影像发布开始显山露水。随着视频技术的不断完善和网络带宽的进一步提高，可以想像，网络将是进行DV大范围传播的最佳媒介。现在，你在网上可以不用花一分钱，就可以看到社会各个阶层人创作的各类DV节目。笔者曾经好信地在网络上搜索了60分钟：从DV电影电视剧到纪录片：从“搞笑”节目到DV公益广告：从家庭录像到幼儿园的“宝宝大赛”，真是比比皆是。其中在《中国纪录片网》上，还能看到几十部在国际上获奖的纪录片，这些节目的点击率每天都在上千次以上。而且像《DV俱乐部》、《三杯水DV网站》、《DV同盟》和部分大学网站里，都能看到数量不等的DV节目。这些数据告诉我们：一旦这种“个性化”的影像工具被用来展示自己的时候，这些DV爱好者就会寻找展示的平台，当他跨不进或者预计电视台不会播出的时候，首选就是互联网。现在甚至有的DV爱好者，直接就是为网络拍片。我们当前所处的社会被称为“高度信息化”阶段。在报纸、广播、电视、计算机、互联网和多媒体等传统媒介的基础上，手机参与大众传播，目前正愈演愈烈。我们都知道，手机是高科技下的一种通讯工具。作为通讯工具，参于普遍意义上的传播是理所当然的。而手机作为大众传播的新渠道，甚至被称为“第五媒体”，就多少让人有点始料不及。比如新华社四川分社与四川联通合作推出了“手机报”，上海文广集团与中国移动联手推出“手机电视”流媒体业务等。北京有一家由影视学院毕业生组成的DV工作室，从2005年10月起，开始为互联网和中国移动拍摄和提供DV“幽默”视频，每个短片不超过30秒。这些“犒笑”的DV节目都是用于手机下载、发送使用的。而且某广告公司一次要求订购1000部。创作人员预计，手机彩铃的高峰期一过，就是“手机的视频”时代，那个时候DV的传播作用将会有更广泛的发掘。近几年我国的手机拥有量呈井喷式发展。2005年8月底的统计数字显示，全国手机用户已达到3.7亿户。如此大的市场空间，如此大的交流空间，必然会给DV持有人和DV爱好者提供一个更广泛的传播和展示平台。而这些“微型短片”，国家电视台是不会派出专人去拍摄的，这也许就是DV在大众传播中的另一个发展契机。现在手机报、手机电视、移动电视已经出现了，这些媒介由于存储量的限制，所以在短时间内，还不会播出“长节目”，因而DV短片自然会成为主力加入其中，这也许就是手机DV参与大众传播新形式的实际应用。出自[章曦元，《DW传播：开启个人影像时代的“金钥匙”》，《中国传媒报告》2002年第2期，页124-125]DV是一种新的传播自由的化身。它之所以会吸引我们，是因为DV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自由，一种思想和创作的自由。DV具有配合先进的剪辑器材进行非线性剪辑的优点，并且采用了数码信号的方式，在现有的电视系统中，其播放质量达到了专业摄像机拍摄的图像质量，并且还统一了视频格式，省却了选购时的麻烦。制作一部DV作品，只需借助一台小小的数码影像机，轻巧的机身在拍摄时又不易觉察，这就使得表达个体心智、揭露腐败黑暗、记录社会低层的民间影像运动，如同奔流的地火呼之而出。不但记录，而且可以把作品传输到网上，让全世界的人与你一同分享DV创作的快乐。也许，这种相对粗糙的影像制作和交流方式不能真正取代电影院的存在，但至少我们可以宣布：个人影像传播时代到来了。没有商业票房的压力，DV业余导演和演员们尽可以从容自由的尝试他们的拍摄实验。就像世界著名的纽约电影节，干脆不设任何奖项，为的就是让从组办人、导演到观众都彻底地放松心情，展示和欣赏电影的魅力，展现真实的个性。凤凰卫视中文台《DV新时代》自开播以来，已经展映了140多部作品。这些每部长约11分半的作品，倾泻了两岸三地DV爱好者对社会变迁的认知与感悟、对身边人物的审视与理解、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与同情，引起了社会的震撼。出自[张勇，《<百年不化.现场>导演手记》，]DV影像本身的精英化表达与电影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工具所要求的主流文化不太一致是作为个人创作的DV作品无法获得合法的身份的根本原因。虽然，从现在DV片子的内容以及表达上来看，经过几十年的“统一”（宏大的话语叙事）的叙述之后，逃脱坚冰的DV人所愿意做的只是淡化或避开意识形态进行自由的私人表达，或者准确地说，DV人的理想根本不是“反专制的斗士”，而更想做中国“作者电影”的践行者，DV人拍摄的影片本身很少涉及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而更多地是一种私人化和个性化的表达（逃避宏大话语的欢畅）。[7]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回避这样一个现实，就是作为一种边缘的、民间的文化，中国的DV作品在国际上获奖却往往是政治因素大于艺术因素，被存在于西方与中国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差异所利用而成为反抗政治背景与意识形态的镜框的合法标识。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DV文化“边缘”、“民间”的修辞背后似乎还隐含着作为“边缘群体”或者说“少数群体”的指称（身份），在这里，阶级的隐喻似乎换成了“多数”与“少数”的力量对比。而“处在后冷战思维的夹缝或语境中，这种‘边缘’和‘民间’的身份更容易取得国外的认同，成为文化输出或跨国资本支持的对象”。这不能不说是DV传播的悲哀。如何在现有的影像传播的体制内与主流意识形态协调好关系，在弘扬主旋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相矛盾是所有DV影像传播者所要思考的问题。而正确认识“边缘-中心”和“民间-官方”的关系，对于处理好这个问题具有较为关键的意义。“想拍就拍”是DV人展示个性，展示自我价值的一种行为。这种行为的扩展就是播放、传播，达到寻找自我。今天，传播的形式越来越广泛，DV发挥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大。现在的DV,已经远远超越了实物意义上的DV,它已经成为独立电视人、纪录片爱好者的代名词，我们如果站在相互作用理论的立场上，那么与DV发生相互作用的便是电视等大众传媒的受传者一一观众。因而DV作为诸多传播工具中的一种，会以它自身的特性扮演着主流媒体所不能替代的角色。无论是电视传播，还是网络发表，或是手机展示，DV都是以影像视频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尽管DV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要借助其它传媒形态（工具），但DV的传播价值不可小视，在分众传播越来越广泛的今天，社会尤其需要DV的介入，传媒人更需要对DV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出自[《Dw与行为艺术》]